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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互联网· 人

   日期:2021-07-28     来源:www.51gumixiang.com    作者:未知    浏览:869    评论:0    
核心提示:1、技术与人性的展示1945年秋季,哲学大师海德格尔首次读到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萨特的哲学叙事办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技术与人性的展示
1945年秋季,哲学大师海德格尔首次读到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萨特的哲学叙事办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特别赏析萨特对滑雪所做的哲学考虑:对山坡的陡缓程度的体验,取决于你是用合适缓坡的挪威办法,还是用合适陡坡的法国办法滑雪,因所用办法不同,同一山坡时而看上去陡峭,时而看上去平缓[i]。萨特对滑雪的考虑正视了如此一个事实:技术从根本上规定了人对世界的感知,即技术框定了人的视界,已经渗透入大家的生活空间之中。

关于技术的缘起有很多古老的神话。在哲人柏拉图讲述的爱比米修斯造人的故事中,技术与人的由来几乎是同时的:在造物主创制生命的最后阶段,造物主命令普罗米修斯和他的兄弟爱比米修斯替生物进行装备,分别赋予种种特有些性质。爱比米修斯对普罗米修斯说:“让我管分配,你管检查吧。”普罗米修斯赞同了。爱比米修斯一一作了安排:他给有的生物配上了强大的体力,而没给予敏捷,把敏捷配给了柔弱的生物;他给了有的生物武装,为没武装的生物设计了别的方法来保护自己……。可是因为他不够聪明,竟忘记已经把可以分配的特质全都给了野兽,他走到人面前时,一点装备都没了。普罗米修斯前来检分数查询配的状况,正轮到人从地下出世的时刻马上来到。情急之下,普罗米修斯只好偷了赫菲斯特的用火技术和雅典娜的制造技术,同时还偷了天国的火种送给人。[ii]

这个故事好像说明,诸神只把人造到一半就推他上路了,技术是一种补偿,引入技术的目的是为了弥补爱比米修斯的失误,是为了被人凭藉技术谋求存活之道,达成自我“健全”。换言之,天分不“健全”的人无力直接应付自然的挑战,而不能不诉诸技术,将自己周遭的生活环境改造为一种人为的、技术化的世界。

然而,实质的状况可能恰好反过来:人的自然特质或动物性本来大概“健全”,倒正是在无止境的创造冲动和技术旨趣驱使下,大家选择了“没有完成”这一开放式演进模式,而渐渐生疏了“已健全”的天分,降低了对其自然特质的依靠。即人由于选择了技术而成其为人,而具备与动物不一样的生活方法。

由是观之,技术本质上是一种开放式演进的旨趣,这种旨趣和意向使技术活动成为人的内在向度:技术既是人的自我创造、自我展示过程,也是使自然和人的创造物被再造、被展示的过程。简言之,人建构了技术,技术反映了人的开放性的本质力量。

2、互联网空间中的生活
20年前,互联网空间只不过个生造的科幻定义,其话语首要条件乃十分技术化的控制论,前卫小说家试图通过它展示一些像电子神经系统的反乌托邦情境。但此后不久,电脑信息互联网蓬勃兴起,大家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抛入了一个全新的生活世界。尽管大家沿用了互联网空间这一隐喻描绘他们的新奇遭遇,以万维网、虚拟实在为典范的新技术给世界带来的却是另一番生活化的景象:网际交往和虚拟生活。

网际交往是现实交往的延伸,其动力机制主要包括寻求重视内涵的交往、建构新的社会互联网、打造网际社会地位和形成互联网亚文化群体诸方面。网际交往中引起大家常见关注的问题有二,一是互联网空间中的情感和爱欲,二是以互联网为中介的群体行动。大家对前者的态度不无暧昧:一方面消费社会将情感和爱欲作为诱饵引诱惑们不断地追逐欲望的消费;另一方面,又将互联网中的情感与爱欲视为另类。而这更增加了互联网情感与爱欲的魅惑力。以互联网为中介的群体行动包括公共参与、一同抵制等方面,事实表明,以互联网为中介的群体行动,会在互联网以外产生现实性的后果,因而问题的重要在于,通过互联网,群体的意愿和力量怎么样显现?这种显现方法对于建设性和对抗性的群体行动分别会致使何种效应?显然,对于这种全新的社会群体行为,大家非常难从理论上加以抽象的定性,而应进一步由具体个案加以体悟。

在互联网空间中,身份的虚拟性和匿名性致使了多重自我现象,使得自我身份的认可远较现实生活复杂,也使互联网交往具备与现实交往迥异的特点。从本质上讲,这种新现象来自于现代人对交往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大家期望与他人对话、交流、交流,期望告白自我、理解他人并对他人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大家又对对话、交流和交流的可能性缺少信心,十分惧怕他人的误解、控制和伤害。当互联网这种非面对性的交往平台出现时,大家便表现出信赖与怀疑、互助与争斗、赠予与索取、游离与沉溺等相互交织的矛盾心态。

互联网空间被喻为电子的新边疆,互联网空间中的生活形式堪称虚拟生活。互联网空间和虚拟实在的出现,强化了大家对游牧部落式的虚拟生活的向往,并希图以此摆脱政治-经济体制的制约。虚拟生活方法大致有两种,一是建构某种角色化的通过旨趣和情感联系在一块的社群部落,如亚文化群体的“狂欢”即是此类。二是完全逃逸真实社会生活的“自娱自乐”。

虚拟生活凸显感性、个体、游离等后现代特点,被形象地喻为“后现代游牧部落”。互联网空间和虚拟实在的确给予了大家很多逃脱现实压抑和规范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的本质又是什么呢?虚拟沉浸与互联网性爱是对感性的放任还是意向和想象层面的解放?网际群体抗议和共谋行动到底是一种“能动者”的行为还是对现实责任的逃避?而更值得考虑的是,在这种“自由”状况下,大家到底是一个“体验者”、“参观者”还是“流浪者”呢?沉浸于网际的“体验者”们的生活状况到底是沉溺还是乐不思蜀呢?浮光掠影的“参观者”可以永远与互联网维持若即若离吗?在现实日常丧失了理想和爱恋的网际的“流浪者”,终会找寻到生活信心和可以驻足的家园?

网际交往与虚拟生活已经或正在成为大家生活世界的一部分,鉴于非此即彼地将技术视为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局限性,在自发的狂喜痴迷或懊悔诅咒之类的情绪化反应之后,需要的是更为深刻的深思。

3、建构论视角下的伦理关照
技术的演进和生活世界的发展来自于人性的开放性和没有完成性,正是因为生活世界无止境地向前拓展和铺陈,人性的深度得以从潜在情况中显现出来。网际交往与虚拟生活使大家面对各种全新的选择,互联网空间因之成为一个开放的人性试验室。怎么样分析互联网空间这一全新的生活空间,进而深思其中的伦理冲突,并作出适合的道德抉择呢?视角的选取无疑是最重要的问题。对于互联网空间这一技术化的生活空间的伦理关照应基于一种适合的技术观。

依据庸常的技术决定论,技术的进步完全由它的科学基础所决定,技术势必随科学的进步而不断进步,人在技术进步中所能做的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适应。在这种视角的笼罩下,耗资巨大、影响深远的工程的论证权完全学会在代表了技术的科学性和先进性的技术专家和技术官僚手中,公众则完全丧失了话语权力。而公众的经验分明是,在很多平时技术的发广告中,技术的先进性每每作为最佳选择的说辞,但很多“领导新时尚”者竟不乏明日黄花。毋庸置疑,暗示技术价值中立的技术决定论,掩盖了技术化的生活世界的真相,这样缺少人文关怀的技术观,非常难生发出对人的伦理关怀。

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的晚近研究表明,技术不是一种抽象的、与价值无涉的工具,而根植于特定的社会情境,技术的演替由群体利益、文化选择、价值取向和权力格局等社会价值原因决定。这种立场就是所谓的建构论(constructivism),又称情境论[iii]。建构论是一种与技术决定论迥异的立场,其最大差异在于,建构论力图揭示蕴涵于技术化的生活世界中的价值原因,力图从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角度体现人在其中有哪些用途。

因为建构论以利益有关群体的互动来诠释技术的进步过程,对技术的建构论剖析也势必蕴涵对此过程中伦理冲突的揭示。这种揭示既是社会学意义的微观经验剖析,也是伦理学意味的描述性伦理研究[iv]。尽管描述性伦理研究是与规范性伦理研究并立的伦理研究进路,但在至少在中国伦理学界未遭到看重。假如说规范伦理学更重视规则(或常见、或权威、或超越),寻求的是秩序和稳定的话,描述伦理学则立足于现实伦理实践,其主要旨趣不是像道学家那样做道德裁判,而是发现具体的伦理发生与用途机制。

传统社会的相对稳定性使大家对伦理产生了一种错觉:伦理规范生活。但事实上应该是先有生活,后有伦理(伦理规范),或者说伦理发端于日常的冲突和失序。在变动不居的现代生活世界中,真的可以使人克服冲突和失序的不是道学家拟定的所谓伦理规范,亦非更抽象的伦理原则,甚或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的普世黄金律,而是人性深处对道德和伦理精神的切身感悟,是人在生活情境中的权衡和抉择。换言之,现代社会的伦理是利益有关群体在特定生活冲突的逼迫下不断检讨,不断磋商的结果,是一种实践的明智。基于这一到今天仍为大家所忽略的事实,建构论的剖析令大家看到,在加速变迁的技术化的生活世界中,伦理机制内在于具体的生活实践。

4、兼顾虚实的伦理考量
在建构论的视角下,大家可以从技术与社会互动的角度理解互联网空间的形成和演进。从历史的脉络来看,互联网空间是一种政治-经济体制宰制下的常识权力结构。互联网空间和虚拟实在是几个世纪以来社会生活信息化的结果,其动力来源于以资本和常识为主导的社会权力结构对更有效的市场控制的需要,它向大家昭示着信息完备的“无摩擦经济”和“一对一推广”等“虚拟资本主义”愿景。对互联网空间的建构过程的剖析不只廓清了技术进步的脉络,也是对其中的价值伦理问题的揭示:互联网化、数字化的“虚拟资本主义”的确会带来节省资源和消费个性化等具备解放性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因为互联网化和数字化优先考量资本-常识等权力阶层的市场利益,所谓世界的信息化总是忽略或损害非权力核心群体的权利,这就是哲学家们常说的异化或非人化。鉴于网际交往和虚拟生活从刚开始就被纳入了大众生产-消费文化之列,互联网空间不可能完全摆脱社会现实政治-经济体制的制约。因此,互联网空间的伦理考量,第一是寻求一种可以联结虚实两界的伦理纽带。

本文觉得,这一纽带应该是利益有关人的信息权利。简言之,因为潜在的常识权力结构左右着显见的信息权利分配,大家应该在正视这一现实的首要条件下,以信息权利制约互联网(常识)权力结构,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建构合理达成互联网信息权利的伦理原则和伦理协调机制。

互联网常识权力结构的要点有3、技术螺旋、市场螺旋和有关利益群体。

技术螺旋是互联网权力结构的动态模式之一,也是一种十分微妙的循环反馈机制。其技术达成机制是信息过载与技术进步的相互促进。其实质与互联网常识权力结构中的精英对利益的追逐密切有关,但同时因为共生性关系的存在,技术螺旋也是一种解放力量。

互联网权力结构的市场螺旋是指,当互联网成为基本的市场经济基础构造时,互联网效应会引起需要方规模经济和正反馈。从表面上看,它说明,互联网的价值不只由互联网权力精英决定,还需要通过广大网民的充分参与才能体现出来。但在互联网成为市场的基础结构的过程中,互联网权力精英对广大网民的控制是一种没办法消除的事实,网民对权力的推荐是以同意这种不平等的事实为首要条件的。

互联网内外的有关利益群体或利害关系人,包括互联网用户,互联网服务商(ISP等)、互联网信息设施制造商和互联网信息管理系统服务商,借助互联网确立业务步骤的公司,非盈利性的社会事业机构,媒体,互联网行业组织和管理机构,关注互联网进步的社会群体,国家和各级政府等。

在互联网常识权力结构剖析的基础上,大家可进一步对互联网信息权利分配进行伦理深思。

其一,互联网信息权利的价值取向。互联网信息权利的实质是互联网有关利益群体对互联网信息传播所带来的利益的需要,这部分需要中渗透着互联网有关利益群体的伦理价值取向。现实的互联网信息权利的价值倾向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面向:(1)各个群体的本位主义倾向十分明显,他们都期望在互联网中既维持原有些利益又获得更多新的利益,同时尽量免于伤害;(2)互联网的进步致使了一种新的公民自由主义倾向,出现了单子化(atomization)和无政府主义思潮。致使这两个价值取向的根源依旧是互联网常识权力结构对互联网权利达成的结构性宰制。

其二,互联网信息权利的伦理原则。为了制约互联网常识权力结构对现实互联网权利的宰制,大家从应然的角度提出了5个伦理原则:〔1)无害(nonmaleficence)原则;(2)行善(beneficence)原则;(3)公正(justice)原则;(4)自主原则(autonomy);(5)知情赞同(informed consent)原则。同时强调了规范意图与明确责任的结合。

其三, 互联网信息权利的伦理协调。互联网信息权利的伦理协调过程,事实上是一个以基于伦理精神的产生式的权力不断与互联网权力结构中的等级式权力相较量的过程,互联网权力结构下的互联网信息权利的伦理协调机制是一种微观生活政治的展开。因此,互联网信息权利的伦理协调机制是在各个具体的微观情境中展开的,并奉行中庸之道。

5、走向虚拟生活的伦理构造


建构论并不满足于从政治-经济体制宰制下的常识权力结构诠释互联网空间,进而从人(主体性)的旨趣和一同体(交互主体性)文化层面“进入”互联网空间和虚拟生活内部深思其伦理构造。由此,互联网空间和虚拟实在可以视为大家在的欲念驱使下形成的一种向内爆发的空间。

于是,大家从人(主体性和交互主体性)的角度展开了对互联网空间和虚拟实在本质的讨论:一方面,大家的兴趣、意念和欲望在互联网空间和虚拟实在中得以纵横驰骋,物理空间和物理现实在一定量上被突越;另一方面,互联网空间和虚拟实在好似无形平台,使人的交往活动超越了面对面在场的限制。因此,互联网空间和虚拟实在不应该被容易地理解为符号化信息的容器,而应视为独立于物理空间的意象、精神和文化的空间。换言之,互联网空间和虚拟实在之中流动的信息不止是一种可操作和处置的无意义的数据,而是表征具备价值意涵的意象、精神和文化观念的符号。这部分符号固然与物质和物理空间等“原型”存在肯定的对应关系,但它们一旦进入互联网空间和虚拟实在之后,就具备了虚拟“原型”有哪些用途,即不仅能够由意象、精神和文化本身产生新的意象、精神和文化观念,而且还可以由意象、精神和文化观念生发出虚拟的身份、人格、交往活动甚至生活场景。这对哲学家们几千年来争论不休的“实体”和“实在”的定义产生了前所未有些冲击:假如大家可以“经历”他们的意象所衍生的生活,人的意象之类的实体是不是也具备某种“实在性”?大家不能不重新考虑的是:“实在”肯定是与人无关的存在吗?无疑,构成互联网空间与虚拟实在的符号的创造和解析都是人的杰作,难道它们不是某种“实在”?

当大家投入并沉浸于互联网空间之时,互联网空间的打开和虚拟生活的建构一并发生,虚拟生活的伦理也在此过程中形成并得到实质的践履。尽管常见性的原则、抽象的规范和超越的信念依旧存在于其中,但整个伦理构造的认可主要基于社群自治和自我调适,其具体的程序就是社群的磋商和自我的检讨。我觉得,虚拟生活的伦理构造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互联网社群的自治伦理和互联网空间的自我伦理,在此基础上大家可以进一步考量伦理的(互联网)文化策略。我的主要看法是:(1)尽管互联网社群是一个十分松散的“联合体”,但在互联网社群的实践情境中,大家内在的伦理精神仍可能生发出寻求伦理规则的需要,这使得互联网社群可能建构起某种自治的伦理构造;(2)大家在互联网空间中的虚拟生活可视为一种自我生活,为了达成网际自我生活的幸福需要建构一种自我伦理构造;(3)应该确立一系列基于伦理考量的互联网文化策略。其内容简述如下:



互联网社群的自治伦理

与真实生活一样,伦理是由生活实践启发的。虚拟生活的伦理来自于互联网社群的成员体悟到失序之际,由伦理直觉感悟出的违反伦理的事件致使了伦理机制的形成。

鉴于互联网社群是一种由各异的旨趣决定的区位化的社群,互联网社群的伦理建构应该是打造在群体共识基础上的微观伦理建构,而不是整体的宏观伦理建构。鉴于互联网社群是松散的“联合体”,其生活形式也不如真实生活那样严肃,不可能以真实日常的固定规范来建构其伦理体系,其伦理建构的依据是大家在特定的伦理冲突中的伦理直觉,其基本模式是一种开放性的自治伦理:初始共识→社群原始规则→特定冲突→新共识→新伦理规则。

互联网社群达成和谐的重要环节是打造一种可以为网民所同意的伦理─权力机制,使互联网社群的和谐得到某种规范性的保障。这一机制包括伦理指南机制、伦理商谈机制和伦理实行机制。此机制最大挑战是互联网社群成员的社群认可感和参与意识,这涉及到上述机制的合法性(legitimacy)、透明性(transparency)、责任(accountability)、回话(responsiveness)和效率(effectiveness)等5个方面的问题。



互联网空间的自我伦理

互联网空间中的虚拟生活使大多数人对互联网产生了依靠感。互联网依靠的主要表现为互联网沉迷(obsession)和互联网沉溺(adpction)。由此可能致使“数码焦虑”(pgital pstress)、丧失自主性和“脱离肉体效应”(pscarnate effect)等网际自我异化现象。网际自我异化表明在看上去非中心化的互联网空间中,在各种层面的常识权力实体的左右下,主体丧失了以个人或集体方法把握自己的能力,行动和创造的能力也遭到了削弱。这一伦理实践中的问题致使了建构网际自我伦理的必要性。

网际生活第一是人面对机器一个人生活,它应该是使自我可以自主地建构自己的生活,即自我生活。尽管存在着互联网常识权力结构的宰制性,人仍然有自我达成和获得自我幸福的自我责任,故网际自我生活需要一种自我伦理。自我伦理的应该遵守两个基本原则。其一为自我伦理的目的原则──自我达成与自我幸福,其二为自我伦理的实践原则──自我深思与自我管理。

网际自我伦理实践就是一种自我调适。网际自我调适应遵循自我选择、适度节制和虚实协调的精神,还可以采取免疫法、对话法、斋戒(fasts)法等动态自我调适机制。要达到自我幸福需要遵守两个原则,其一为幸福的社会化原则,即自我的快乐并未有意或紧急妨碍他人的快乐;其二为获得幸福能力原则,即当下的快乐不会降低以后的快乐。



基于伦理的文化策略

大家提出了四条基于伦理考量的互联网文化策略:

(1)从乌托邦原则到责任原则。互联网文化的飞速进步正在改变着大家的生活,大家需要遵循一种新的责任原则。这种新的责任原则不只需要大家对某种信念负责,更不是传统的自责,而强调大家应该朝哪个方向将来,以行动对可以预见的后果承担起应有些责任。

(2)走出电子公共牧场的悲哀。互联网空间中,“公共牧场的悲哀”也是一种容易见到的现象。时尚的消费性互联网文化在社会信赖、信息内容和交往方法等方面具备肯定的腐蚀性。对于中国来讲,在娱乐性的消费以外,还应该寻求一些有益于提升国民素质的进步路向,互联网信息企业和广大的常识阶层应担当其职责。

(3)适度维持虚实之间的张力。为了形成一种开放的互联网文化环境,应在虚拟和真实之间维持适度的张力。第一,应该消除虚拟生活的神秘性,鼓励网际探索。第二,应加大虚拟生活与真实生活的联系。除此之外,还应在一定量内容忍互联网空间的无序性和互联网文化的消极性。

(4)建构批判和深思性的文化。其核心任务是对互联网文化本身进行批判和深思。建构批判和深思两性教育的目的是降低互联网常识权力结构对微观生活的压制,为微观生活政治的展开铺平道路。

[i] Ruepger Safranski: 《海德格尔与战后的法国哲学》(上),载《哲思》杂志第二卷第一期(1999年5月)http://www.zhesi.org.

[ii] 戴子钦译,柏拉图《对话》七篇,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79~80。

[iii] 段伟文:《技术的价值负载与伦理深思》,《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8期,30-33,54页。

[iv] 刘大椿,段伟文:《科技年代伦理问题的新向度》,《新视线》,2000年第1期,34-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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